摘要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后疫情时代中青年职业取向的代表话语,也被认为是躺平青年的典型行动。在社会话语的渲染、家庭空间的牵引、个体的社会风险感知下,青年对体制内工作内容、时空特性的预设与其对个体对自由和生活意义的想象不谋而合,并将“考编”作为抵御社会结构性困境和个体发展风险的理性决策。但与此同时,考编青年又在多重教育资本的较量和退出机制再失效的“赶考”情境中陷入新的内卷困局。社会应当在既有对青年生存焦虑的贬损话语之外,以考编现象为透镜重新审视当代青年面对生存焦虑的自我探索与自我治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