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一种考据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王安忆的小说文本和纪实文本,揭示小说《我爱比尔》中人物的社会学起源,认为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的写作充满了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即从抽象的观念性写作转向具体的历史性写作。但这种转型并未顺利完成,出于一种审美的惯性以及对于更"安全"的写作的追求,王安忆放弃了对社会景深更深入的探索和考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小说叙事的复杂性。这使得王安忆的转型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我爱比尔》以及相关的《白茅岭纪事》等作品正是这一转型期的产物。对这一"未完成"的症候学分析,也是本文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