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清中期经历了"一口通商"政策和两次鸦片战争后,仍然秉承传统朝贡的外交体系。从外交动力机制层面分析,广州私家园林、寺庙园林、苗圃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承担着独特的外事责任,其造园观念、功能和形式都随着外事功能发生改变;鸦片战争时期府衙花园因使用者变更导致空间布局变化;与此同时,广州租界园林问世并快速发展。这些涉外园林的历史演进过程伴随着建造观念的革新,以及功能、布局间的相互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