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20世纪中国救亡图存和追逐"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杜亚泉的渐进启蒙思想与占据主流的激进主义相颉颃而被人误解,致使其主编《东方杂志》期间的笔政生涯及编辑实践活动所显示出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旨归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理解。然而作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学者和编辑家,他秉持的文化立场及苦心经营的《东方杂志》所蕴涵的文化品格却具有丰富的阐释意义,一方面他以稳健持中、超然独立、开放多元的编辑思想成就了《东方杂志》在近现代出版史上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渐进启蒙文化主张而遭逢众议。其在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命运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