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迪默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自我存在,书写内部的历史。戈迪默是有倾向性的作家,但她对社会生活的评判遵从的不是任何外来权威观念,而是自我意识生成的内在法律。她视文学作品中对政治的过度反应导致的对自我的忽略为时代的道德之罪,主张"个人化地对待政治主题"。尽管戈迪默从来没有公开宣示过自己是自由人文主义的信徒,但她对文学的理解和创作实践却处处显示着自由人文主义的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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