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时代日本以法效西方为强国之道并跻身殖民主义国家之列,博物馆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的标志亦被引入日本本土。伴随1895年日本领台,博物馆成为推行殖民地教化工程的工具,并借此对殖民地经营成果加以宣扬。本文通过对殖民主义语境下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展示,分析台湾文化史的再造和自我与他者的分辨,进而揭示殖民主义时期博物馆展示的诗学与政治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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