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薛元超平生"三恨",被视为科举制与门阀观念影响于政治与世风的典型材料。而薛氏与"三恨"的关系虽不可靠,但自武后秉政以后,科举、婚姻与仕宦相结合的社会风尚已在发展之中,并成为不少小说的叙事依据。自《游仙窟》首开风气后,因不同叙事策略的指导,唐人相关小说主要形成两种叙述模式,一类渲染狭邪之恋和联姻高门的冲突,强调婚姻对实现仕宦目标的重要性;一类通过对此一风尚的审视,表达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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