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的文治教化政策在粤西流官统治区与土司地区二元政治格局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土司地区的文教实践及成效更是前所未有,文人们也在文学领域对其路径进行了多角度的书写。书写的核心内容是从“孔子居夷”的立场出发,呼吁民族平等观念的建立,营造良好的时代氛围;基于以“孔子居夷”为象征的民族平等观的建立,促使粤西官员破除华夷区隔的历史成见,有效扩大文治教化的地域范围和族群类别;以“孔子居夷”所体现的乐教、善教精神为文学象征,激励粤西官员勇担教化的责任,主动全面了解、叙写粤西各民族民风土俗之异,作为“以夏变夷”的前提,丰富汉唐以来“因俗而治”边疆治理理念的内涵;树立粤西文治教化的地方典型、人物典型,旌表“孔子居夷”的显著效果;描绘“孔子居夷”之后粤西“俗比邹鲁区”的文治教化理想图景。文学书写中二元政治格局的粤西经由无差别的文教治理后从“荒夷”到“俗比邹鲁区”的变化,透视出的正是明代粤西从边疆向内地辐辏的政治凝聚力,也彰显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向心力。明代粤西整体逐步“向化”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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