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1982年,汪曾祺有如是自述:"我是两栖类。写小说,也写戏曲。我本来是写小说的。二十年来在一个京剧院担任编剧。近二三年来又写了一点短篇小说。"(1)后来,这"一点短篇小说"的阵营和影响逐渐扩大,终于使汪曾祺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重要小说家。相比之下,"也写戏曲"的汪曾祺,却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从1954年的《范进中举》到1989年的《大劈棺》,汪曾祺共创作了十余部戏曲剧本;从1956年的《且说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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