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贡献率高于10%;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降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此外,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因此,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