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中期京城轿夫以获利为主要目的猖狂聚赌,形成群体效应,许多轿夫与旗民合伙开场聚赌,成为大型赌场的掌控者。轿夫聚赌对京城社会治安和旗人生计等造成巨大冲击。清廷因之对王公大臣的乘轿礼制进行调整,对京城轿夫管理及聚赌订立新法并制度化,体现了清中期禁赌制度向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清廷以常规性和突击性相结合的方式对轿夫聚赌进行巡查,缉捕审办由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和刑部分工分步实施。清廷治理京城轿夫聚赌的成效有限,主要系基层吏治腐败、立法缺陷、轿夫狡猾应对等阻力所致。这些阻力严重妨碍了禁赌制度的落实,也折射出清代官方禁赌在制度设计与实际成效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