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农业税以来,乡村治理面临新的难题:农民承担的各类价格剪刀差、政府行为和生活成本等隐性负担仍然沉重;农田水利及乡村道路、桥梁、电力、广播电视、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义务教育经费存在缺口,医疗卫生、防疫、环境治理、计划生育、优抚、五保户补助、残疾人保障、民兵训练以及文体娱乐设施装备、活动开展等公益事业难以保证;村庄集体积累枯竭,执政基础削弱,组织行为能力下降,农村基层政权的功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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