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