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延安歌唱通过文字媒介向口头媒介的转换,激活诗歌发展本身内蕴的“歌唱性”,打破了“诗乐分途”的理论束缚,推进了新诗大众化的实践进程;它遵循了工农大众在劳动中“一呼一吸”的生理机制及其所产生的身体节奏,紧紧贴近大众的物质生产、日常生活与情感逻辑,使得“诗歌”终于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由于转换为口头媒介,延安歌唱反而巧妙地解决了唱词中书面语与口语的纠结、普通话与方言的缠绕,生产出一种源自民间、能够交还民间并被大众真正接纳的抒情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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