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